TechBoard 是一个全球视野下，甄选每周重要科技评论的栏目。我们将以摘要的形式引入值得阅读的科技评论文章，并鼓励读者去阅读原文。这是 TechBoard 的第二期。
TechBoard 是一个全球视野下，甄选每周重要科技评论的栏目。我们将以摘要的形式引入值得阅读的科技评论文章，并鼓励读者去阅读原文。这是 TechBoard 的第二期，我们推荐了 The Information 对王兴的采访；Wired 长文叙述阿里巴巴和政府合作的社会信用体系；算法会不会被人逼出来精神病的讨论；微软 Windows 前负责人对软件和监管的看法；从科幻小说家 Wolfe 那里的得到的关于发明创新的问题和启示；Ben Evans 对自动驾驶评级的判断；Google 和 Android 难舍难分的「品牌战」；以及最后一个绝妙的双关*2关于苹果的笑话。
《一个中国创业公司的野心：服务业的亚马逊》
王兴自 2015 年后首次接受了外媒采访，在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采访中（注：极客公园已经编译了该文章《王兴首谈美团上市：这些年一直在筹备 个人占股10%》）王兴正式回应了美团的上市计划，并介绍了美团的发展历程、新业务和新挑战、未来计划及他个人的成长经历。
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，王兴计划最早在今年就让美团在香港上市，公司估值在 600 亿至 800 亿美元之间。但随着国内证券市场政策的不断开放，美团也有可能选择国内上市。王兴透露，自己拥有公司超过 10％ 的股份。按照 800 亿美元的估值计算，美团上市后，他的身价将达到 80 亿美元。
目前美团全部业务一半源于外卖，而滴滴业务几乎全是打车，新三巨头 TMD（头条、美团、滴滴）中立足线下的两家目前都已经进入了双方的「绝对领域」中了。上周，王兴就在饭否上谈到了滴滴与美团的差异：「滴滴喜欢以资本为中心，美团坚持以客户为中心。」其实不只是滴滴，阿里巴巴也是美团需要直面的对手。美团打算把业务不仅扩展到出行，还有旅行，王兴表示他的目标用户是中国涌现的新中产阶级。
王兴在采访中说道「看起来我们什么都做，但实际上我们只做一件事，你所看到的美团覆盖了很多垂直领域，是因为这些用户群体或多或少地存在交集。想要下馆子的、点外卖的、看电影的、旅游的、租车的，基本上是同一个群体。」他将美团比作服务领域的阿里巴巴，也在采访中也透露了 2015 年和阿里巴巴分手的原因：阿里寻求更多的控制权，而王兴想做一家独立的公司。
文章的后半段，The Information 叙述了王兴在去年对蒂姆·库克展示美团外卖服务的场景，以及未来打算注入美团外卖的技术。在最后，文章提到了父亲对他的影响。
《一窥中国社会信用评分的社会大规模新实验》
和支付宝同属阿里巴巴集团的蚂蚁金融在 2015 年已经和中国政府合作，根据芝麻信用的数据库整理出 600 多万信用分低的「黑名单」用户。政府已经表示将会推出国家社会信用体系，被判定「信用低」的人在社会中会收到低于标准的服务。根据蚂蚁金融董事长彭蕾说，这套体系会让「社会中的坏人寸步难行，好人畅通无阻。」
本文作者 Mara Hvistendahl 十年前曾在中国生活过，于 2014 年离开。前不久她再来到中国，打开 3 年未用的支付宝，尴尬地发现自己的信用分只有 550，这使得她在上海想骑共享单车时必须缴纳 199 元满额的押金，她也不能订无押金的旅店，她戏称自己是「数字下层阶级」。那「数字上层阶级」的好处有哪些呢？650 分可以免押金使用神州租车，有一段时间北京机场可以让 750 分以上的人免受安检……这些「让你生活更便利」的服务项目还在增加。在 2015 年，共有 940 万学生参加了高考，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表示希望能保留作弊学生的名单让他们为「不诚实的行为付出代价。」
然而信用分是通过什么样的算法算出来的呢？有哪些要素和权重呢？蚂蚁金融官方列举了「身份、履约、历史、人脉、行为」五个大类，但实际上大多数用户只知道自己不按时还款会扣分，其他的权重都是模糊难辨的。据公司技术指导李英云（音译）透露，「蚂蚁」发现用户买了尿布，分就会涨一波；要是用户玩了很久的游戏，分就会下降；如果用户给支付宝里的慈善项目捐了款，分数也会提高。好友信用分也对用户自己信用分有正相关的影响。
阿里巴巴内部人员表示：无论蚂蚁金融如何架构，整个社会信用体系「绝对会在政府管控之下……政府是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信用评价基础设施置于某个大公司手里的。」
文章的后半段描述了刘虎的故事，一位 42 岁的新闻工作者，曾因其作品内容被人状告诽谤并罚款 1 万元，因「传谣造谣」被判入狱一年后，出狱后他的低信用分和名列「黑名单」给他在社会生活中造成的不便。
Mara 回到美国后，也观察到美国人也有一堆被不同公司算出的「分数」，但她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动态、订单、出行记录只能被大公司收集后给她推送更精准的广告，而无法左右个人信用的计算。这让她松了一口气。
写到这里，我打开了支付宝里从来没点过的芝麻信用，「729 信用极好」的我可以享受免押金骑行、租车、租摄影器材等 75 个信用服务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分是怎么评出来的，但我居然也舒了一口气。
《算法会有精神健康问题吗？》
我们在研究大脑，我们也在开发算法。「通过经验搞清楚当下状况 -> 识别重点 -> 对重点做出未来的推演」，把「经验」换成「数据」，「推演」换成「推送」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算法的开发参照了人类对大脑运作机制的揭示，那么既然人类大脑会有精神健康的问题，算法会不会有一天也得了精神病呢？或者说，算法的载体：机器人、自动驾驶汽车、你家的智能家居……会不会有一天就抑郁、崩溃、疯了呢？《论软件和监管的十字路口》
前 Windows 部门总经理 Steven Sinofsky 近日发文谈了谈他对软件和监管的看法。他认为 Facebook 在隐私上遇到的困境只是一个缩影，事实上整个软件行业都面临着监管上的困境。Sinofsky 指出，工业革命是建立在实验和危险的隐患之上，因此不可能没有主动监管，否则社会就乱了套了。但信息革命不同，软件都是在出了事儿之后才意识到需要监管。Sinofsky 的职业生涯起于「杀毒」，「INT 27h」这个病毒在电脑上肆虐了十年才有平台站出来治理。Bill Gates 在内部备忘录中写道，「我们面临着增加新特性还是解决安全问题的选择，我们要选择保障安全性……如果发现某一存在风险的特性可能会危及到用户隐私，先解决风险。」微软做出选择后，也面临着一波又一波关于如何权衡系统病毒和隐私防护的听证会。结果是，现在的计算机系统不仅更安全，隐私性也更好了。Sinofsky 认为，社交网络和大数据库还没有进化至此，它们还在二十年前的「听证会」上。
回望 90 年代，病毒不断的侵蚀进号称「可靠高质」的知名软件里，但并没有引发公众广泛的讨论和愤怒，大多只是认为「问题难以避免嘛」，而软件工程师们的做法则是「自我监管」，即自己细心地去检查，出了问题及时补救。可这次 Facebook 数据泄露在 Sinofsky 看来与之前软件暴露的问题不同，它影响深远且无法补救。作者认为，不只是 Facebook，目前整个软件行业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「隐私监管上没有共识，导致软件开发随意」。典型例子就是许多 App 为了获取用户数据，引导甚至强制用户打开不必要的权限。
「监管势必会带来许多副作用，但也正是监管能让现在的飞机不会随时坠机、电器引发的火灾很少发生、你住的大楼不会摇摇欲坠……」Sinofsky 呼吁，监管机构、司法部门要和软件行业、数据公司谈话，去建立监管标准，就像十几年年前 Bill Gates 写的「值得信赖的系统」备忘录一样，意识到了问题，就摆上台面去尽力解决。
《我们忘了去发明的那些改变未来的技术》
为什么玛雅人发展出了精准的天文系统，却没有发明轮子？为什么轮子早在 6000 多年前就被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出来，但带轮的行李箱却才发明了不到 60 年，还是在把人都送上月球的 30 年后？我们感叹工业革命后人类科技的爆炸式发展同时，是否忘了反问一句「之前干什么去了」？
这篇文章从一个不「知名」的科幻小说家的奇想写起，「中世纪一队雇佣兵乘热气球从天而降。」这是曾获过两次星云奖的美国科幻小说家 Gene Wolfe《Straw》小说中的情节。然而热气球是在 1783 年被发明，这玩意儿有这么难发明嘛？Wolfe 认为热气球早就应该被发明出来了，但关键问题是：发明是循序渐进的，还是一股脑涌现的？
一派人支持「多重发现」，比如牛顿和莱布尼茨近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，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发现了进化论一样。但 Wolfe 以在埃及墓室里发现的木雕模型飞机和太阳镜举例，他认为历史上有许多发明被制造出来，后又消失了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有迹可循的，无非是「幸存者偏差」罢了。
作者引用了 Nassim Taleb《反脆弱》一书中的观点来试图解答，「早干嘛去了」是出于人类的「后见之明」。Taleb 认为，人类不善于直接创新，新的发明更多取决于偶然和随机。那么如果人类老祖先错过了，我们是不是也在错过什么？比如在几十年前错过了类似互联网一样的，在几十年后几乎成为社会「基础设施」的那些发明。
没人会想到他们能应用，更没想到几十年后他们会成为社会「基础设施」的一部分。
到最后，作者还是回归了怀疑主义，他认为我们应该对一切目前视为是最基本的信念抱有怀疑态度。我们多数的知识、科学和研究，都有可能是建立在人类的一厢情愿、错误的统计数据、心血来潮和背景文化影响下的。
借用乔布斯两句名言来概括这篇文章，「Stay Foolish，Stay Hunger」。保持怀疑和开放，之后「Connect the dots」，把随机点串联起来。
《通向自驾》
目前业界认可的判定自动驾驶技术水平分为 5 级，从 L1 的「随时准备进入驾驶状态」到 L5 的「不仅不用人开，方向盘都不用了」。而硅谷著名投资人 Benedict Evans 在其博文中就目前这个评级提出了质疑：评级不应该考虑实地路况吗？
比如一个自动驾驶汽车在深夜的北京六环能被判定是 L4「大多数情况不需要人上」，但在中午的重庆市中心可能最多拿个 L2「人得紧盯情况，随时准备插足」。那这个评级还有什么意义？难道还得五环-L5，四环-L4，三环-L3 递减吗？
Ben Evans 认为，我们设想的 L4、L5 的「基本实现汽车自动驾驶」的判定是从结果推导的，设想在二十年前电信部门开会讨论未来出了一个「多媒体终端」的具体形态，并让制造商们去照这样子制造，iPhone 是这样诞生的吗？相反，结果孕育自开发技术的过程中，而非开发前的判断。
而人们目前也难以就评级来判断自动驾驶技术，更多的是问更具体的问题，比如「哦，这车已经四级了啊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只看书不看路了？」。有些人认为 L1 比 L2 或 L3 都更安全，因为知道开着是 L1 汽车的人会比驾驶后两级汽车时更专注。
当下我们需要对自动驾驶提出很多疑问，但同样的这些疑问不一定是「可被回答」的，就像电信公司的职员在 2000 年开会讨论未来二十年手机的发展方向一样。当车真正上路时，面临的不只是前进和刹车两个问题。
《就算是 Google 也不能决定 Android 的品牌问题》
Google 和 Android 自打后者被前者收购后就开始「相爱相杀」了，第一款搭载 Android 的手机 T-Mobile G1，官方完整名称为「T-Mobile G1 With Google」，尽管媒体报道上都宣传这是第一款 Android 系统的手机，但在官方制作的电视广告中提都没提 Android 一句。
尽管在 2011 年时 Google 曾大力发展 Android 这个品牌，建了小绿机器人作为其吉祥物和标识。但不到 2012 年，Google 又开始「回撤」，Android 市场更名为 Google Play Store，而其他搭载 Android 系统的厂商也纷纷开始「划清界限」，HTC 在 2013 年旗舰机 HTC One 发布会「无视」Android、三星则干脆自己建了一套「三星独有软件特性」。可又不到一年，Google 又意识到 Android 的品牌被磨灭得太狠了，于是自此又开始通过 Material Design、Nexus 6、Power by Android 等一系列活动来重塑这个品牌。
但现在 Google 怎么又「回撤」了？作者认为，这是因为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战争结束了。搭载 Android 的智能穿戴设备的用户可能配对的是 iPhone；Google Pay 是一款交易工具而非 Android 手机的交易工具；人们也不再在意搭不搭载 Android，而是看系统有哪些特性。最重要的是，Android 系统的手机已经占了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 86%，微软停止了 Windows Phone 的开发，黑莓成为供应商，亚马逊在手机项目上失败，其他制造商也难以彻底摆脱 Android 系统。当品牌已经成为默认选项之一，那还为何要费心推广呢？
但作者在最后也提到，如果以史明鉴，那 Android 这个品牌并未消亡殆尽，它只是在冬眠，随时等待 Google 的重启。
本周呵呵呵科技
问：苹果和特朗普有哪些共同点？
答：我觉得是在没有 Jobs 的时候，他俩认为都需要 De-porting 来解决问题，但你不应该把苹果和橘子相比。
（注：De-porting 一意为驱逐非本国公民出境；二意为把权力移交给另一国家当局。来源：Reddit）
编辑：克里斯
题图：Wired
